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致力于农村精神文明有效平台、载体、阵地建设。事实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并不是“千村一面”的，应依据村庄的不同属性，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因此，如何通过划分不同的村庄类型采取相应的精神文明建设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实地调研，笔者认为，村庄在经济与传统上不同的属性，是划分村庄类型的重要标准。村庄经济是指在特定地理空间（自然村或行政村）内，以家庭为基本单位，通过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的配置与组合，形成的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微观经济系统。其本质是“农村经济形态在乡村空间中的具象化表达”。具体表现在村集体经济水平、分红额度、产业结构、人均收入等。其实，自古以来便有诸多关于经济与文明礼仪方面的论述，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衣食足而后廉耻兴，财物阜而后礼乐作”这样的论点，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众的精神文明状态密切相关。因此，村庄的微观经济状态确实是影响乡村精神文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村庄传统则是指在特定乡村社区中长期积淀形成的，通过代际传递维持的实践体系与意义系统，包含物质技术、制度规范、精神信仰三个维度。它既是“地方性知识的生产机制”，也是“社会记忆的具象化载体”，具有抵抗现代性同质化的文化韧性特征。其具体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节庆与民风民俗保有量、庙宇与祠堂等方面。当地的民风民俗，抑或传统文化的素养如何，历来是研究者认为很重要的一项指标。中国传统社会亦特别强调良好的传统、习惯、风俗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德政礼治的基础。在小型的共同体里，传统与文化的气质依然极大地影响了利来国际(中国区)最老牌官网的行为选择。
因此，可将村庄按照传统与经济的强弱分成四种类型，即强传统—强经济型村庄、强传统—弱经济型村庄、弱传统—强经济型村庄和弱传统—弱经济型村庄。进而根据四种不同类型，因地制宜地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首先，在强传统—强经济型村庄主要以空间再造的方法，实体化地承载精神文明建设的功能。可通过对原有的传统空间进行结构改造，在不破坏既有民间社会传统“空间表现”的前提下，引入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道德新风尚的审美偏好。通过这样的“空间实践”，一方面较好地维系传统情感，另一方面又植入现代意蕴的国家道德叙事，使得“空间再现”成为可能。在江浙地区普遍存在的古村落维护、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寺庙—博物馆改造、乡风记忆馆的营建等做法都体现了这种“空间再造”的过程。
其次，在强传统—弱经济型村庄，主要以故事、经典、传说、礼节、仪式等叙事重构的方式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载体。对于有传统资源但经济基础较薄弱的村庄，由于空间再造的成本过高，所以主要应以“叙事重构”的方式推动。可以将乡村传统作为形塑的对象，以这些不成文的约束为底板，抽象归纳出衔接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正式文本，如把口耳相传的宗规族约提炼为新时代的村规民约；把体现传统家学渊源的格言警句，构建为现代意义的家风家训；把农村虽不成文但行事照旧的非正式约束化约为乡村礼仪读本等。这种“叙事重构”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方式，可有效克服经济薄弱村的先天不足，通过简约朴素的风格实现农村精神文明重塑。
再次，在弱传统—强经济型村庄，主要以调控干预的手段，通过奖惩的方式与资源分配挂钩，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这类村庄往往没有过多的传统资源可以挖掘，但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用于分配。可通过评星级、树奖惩将家庭道德评估与资源分配挂钩。比如，可通过股东户的日常善治积分与年终的股权分红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当地百姓的精神文明建设，即每年拿出部分当年度村集体经济收益，按善治积分高低来给股东户激励。善治积分则根据村民的日常表现获�。缡欠褡袷厣缜娣丁⒂忻挥形ケ成缁峁碌�。还可通过推行文明诚信积分制，将村民的各种文明美德以积分的形式显示，把积分与联盟商户的优惠购物、医疗卫生服务的优惠、就业优惠、教学优惠、贷款优惠、通信优惠等广泛的公共服务提供挂钩，以共同推动文明道德的养成。
最后，在弱传统—弱经济型村庄，主要以参与动员的方式，激发普通民众热情投身到精神文明建设中去。这类村庄文化传统较弱，亦无足够的经济基础，因此应充分运用情感模式，激发民众朴素的道德热情，使其参与其中。可通过成立各类新乡贤组织，有效激发“地方主义荣誉道德观”。可通过这些还乡能人的慈善贤德之举，促进社区的福祉与文明新风尚的树立。如德清设立“民间道德奖”，体现了朴素道德示范的生发，通过设立民间道德楷模，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引领了民间的道德情感。又如吴兴的“道德评议会”，也是一种充分运用情感模式激发道德热情的典型案例，基层政权通过动员民众的广泛参与，以情感驱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总之，乡村建设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需要打造载体、创设平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才能最终实现根本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