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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勇麟（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叶思敏（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丰富了乡土叙事的既有形态，“乡土”概念被重新擦亮，体现出时代化的内涵特征。新乡土叙事旨在创造出更多反映真实农村生活、带有泥土味和烟火气的文学作品，为乡村重大变革留下一份文学的档案。呼应时代的召唤，新乡土作家与时代同频共振。为了突出现场感，他们在广袤乡村积极奔走、用心体悟，在乡村生活一线寻找创作素材，寻找叙事的灵感和创作的出发点，以更具时代性的思考和真挚情感，敞开乡土叙事的新空间。 走出书斋，回到乡村，在与土地亲近、与村民交流的过程中，作家们意识到生活是滚烫的，乡村是鲜活的，故事是灵动的，人物是有魂的。脚踩在乡村的土地上接地气，身处村民的中间感受他们的快乐和忧愁，睁大眼睛观察，竖起耳朵聆听，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比如，青海作家杨志军在青藏高原生活四十余年，走遍了青海所有的牧区，与牧民在帐篷里同吃同住，像牧人一样感受草原的变迁，深入基层抓取新鲜的素材，并把那些触动心灵的感受化成笔下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和人物，草原赋予他生命的意义和写作新的可能性。 几十年来，河南作家刘庆邦与老家的村庄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对于村里的变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正是在这种良性互动中，他认识到，写乡村的变化，不但要写物质的变化，更要写人的变化，写人的观念之变、精神之变、行为之变、形象之变，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全面和深层次表现当下的山乡巨变。他的长篇小说《花灯调》，通过脱贫攻坚的主题叙事，将神圣而复杂的乡土之情融入审美表达。在他的笔下，乡土见证了一代人心灵成长的历史。新乡土叙事的实践证明，在转化为具体的故事讲述时，“乡土”的概念依旧清晰、深刻，依然是情感抒发的集大成者，依然是编织故事、塑造人物、传达理念的一块“福地”。这种刻印在生命深处的情感体验是中国乡土叙事的宝贵精神遗产，成为激活新乡土叙事的原始动力。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新乡土叙事区别于传统乡土叙事的关键，体现在“创新”二字上。新乡土作家对于“新”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都致力于让古老的乡土叙事焕发出新的审美活力，致力于在理念和思想上进行更深入的开掘。 杨志军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追求乡土叙事的创新性表达和深刻呈现。在他看来，每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都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创作是不能重复的，生活、情感、认知、提炼、描写、故事结构、人物塑造、表现形式和主题思想都不能重复。这部小说将目光聚焦在乡村人物思想和精神层面的变化。作品着重表现的不仅仅是山乡巨变所带来的景观变化，不仅仅是牧民收入的增加，也不仅仅是辽阔草原牧区建起可以定居的城市，更为注重人物的心路变迁史：思想观念的变化、灵魂的变化、精神的变化，从而表现出鲜明的理想主义、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审美特征，在人物塑造、细节刻画、主题表现等方面呈现出新乡土叙事的独特内涵。 欧阳黔森的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充分展现出地方性、传奇性、知识性叙事相融合的复调特征，生动再现中国乡土社会的叙事伦理。作品着重反映乡村治理升级、农村产业转型、乡土焕发活力等主题，刻画出乡土新景观和村民旧观念之间的碰撞，在现实与理想、乡村与城镇之间形成叙事和审美的张力。周瑄璞的长篇小说《芬芳》关注乡村女性的成长经历，写出她们身上的大地品性和母性力量。她们出身贫苦、命运多舛，但她们的生命深深扎根在古老而肥沃的中原大地，于是她们得以拥有坚忍不屈、性情善良、温厚宽容、不知疲倦的精神气场和生命能量。 在这些作品中，理念和思想不是“空转”，不是“直给”，而是融入故事总体脉络之中，融入每一个精妙的细节之中，融入人物的言行与精神生活之中。作家以一种直面现实的叙事策略和姿态，注重塑造“时代新人”。尽管这些新人不同程度遭遇生活困境，普遍在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有些难以适应，需要及时调整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但他们整体上闪烁着共同的精神光芒，特别是勤劳朴素、厚道仗义、公正无私、朝气蓬勃、热情乐观的优良传统，对故土的一往情深，对乡亲的真挚热爱，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在他们身上得以传承和发扬。 总体上说，新乡土叙事读来让人感觉有了更多“思辨”的意味。这是因为新一代作家有相对而言更为全面的知识储备，能将理性与感性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在故事讲述和人物塑造中融入自己对历史、人生、命运的哲学思考，从而赋予作品一种别样的深刻性和哲理性。新乡土叙事读来也让人感觉更为“醇厚”，作家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从而获得一种民族性和历史感，获得一种深厚的底蕴和根脉，同时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融合，在两者之间顺畅往返，使作品的传统气息浓烈而厚重，又以现代意识赋予传统新的风姿。 新乡土作家在艺术表达上可谓匠心独运、各显神通，通过不同方式和手段让新乡土叙事别具一格，所展示出的叙事策略亦各具特色，从而丰富了新乡土叙事的审美意蕴。 作家王松以乡土文学创作的方式寻找地方文化的“胎记”。他认为文化“胎记”决定着人们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甚至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语言的表达方式。沿着文化“胎记”这条曲径，能够将人引向生活的深处。在他的长篇小说《热雪》中，评剧艺术的振兴被推重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醒目标志。他在具体的叙事当中，充分吸收评剧这一地方戏曲艺术的文化特色，将之转化为婉转曲折、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从而营造出新乡土叙事的独特叙事魅力。“纵横交错，触类旁通，这就是利来国际(中国区)最老牌官网这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所在，也是利来国际(中国区)最老牌官网应该拥有坚定的文化自信的理由。”作者使用“十二律”作为各章节标题，“十二律”与“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相对应，而二十四节气又象征着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实现了文学叙事和优秀传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取法的审美效果，以此展现出对乡村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深厚情感。这情感，如同田野里一场铺天盖地的冬雪，积蓄着无限而热烈的能量。 文化传统的怀抱里，可以孕育出新的、活泼泼的生命，只要作家拥有足够的生活积淀和生命感悟，以及灵活的技法和创新的胆识。而大自然也是催生作品审美新质的一个巨大“基因库”。比如，老藤的长篇小说《草木志》以生物学作为乡土叙事的全新视角，通过植物与人类共生关系的形象叙事，衍生出原始乡土与城乡并行的叙事轨迹。小说采取植物分章的叙事和结构方式，以草木喻人，以人拟物，打通植物和人的精神关联，从而生成新的叙事维度。牵牛花、打碗花、塔头花、谎花、拉拉秧、杨铁叶子、四角菱、钢笔水花、冻青、达子香等三十余种植物构成整体性的叙事隐喻，形成乡土叙事的植物学谱系，活用了中国传统审美“比兴”手法和庄子的“齐物”理念，重新定义乡土叙事的审美格调。“朝看花开满树红，暮看花落树还空，若将花比人间事，花与人间事一同。”在作者看来，“草木情”同样是人物情、乡土情，乡土不仅仅意味着社会层面的人情世故，同样也意味着一草一木的情怀。 新乡土叙事还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发展路径和基本形态还尚待观察。可以肯定的是，以新乡土叙事为观察样本可以发现，文学创作依然注重与时代同频共振，依然高高扬起现实主义精神，依然重视艺术上的不懈探索，依然焕发出理想主义、人文主义的光芒。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26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