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保护农民权益与农村社会稳定
宅基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性权利和生存保障，是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的最后退路。尤其在城镇化进程中，宅基地和承包耕地承担着“安全网”功能，确保农民在面临城市就业波动或经济风险时仍能维持基本生活需求。若允许城镇居民购买宅基地，可能导致部分农民因短期利益出让土地，失去长期保障。政策通过限制交易，避免农民因非理性决策陷入无地可居的困境。
2008-2015年部分地区曾尝试放开宅基地流转，但出现三大典型问题：
土地兼并失控：海南陵水某村47%宅基地被城市居民收购，导致原住农民被迫迁居；
耕地流失加剧：江苏苏南地区因宅基地交易间接流失耕地超8万亩；
社会矛盾激化：陕西西安周边因宅院权属争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年均增长23%。
2015-2024年因私下交易引发的农民失宅维权案件年均增长17%，部分案例中农民被迫以市价1/3-1/5的低价出让宅基地后陷入居住困境。政策通过切断城镇居民购房渠道，防止资本裹挟农民短期套现资产，避免形成“无宅可居、无地养老”的社会风险。同时，同步禁止退休干部占地建房，消除特权阶层通过身份优势侵占农村土地资源的灰色空间，维护基层治理公平性。
二、土地管理与资源保护
宅基地隐性流失与耕地“非农化”存在强关联。部分地方曾以“特殊资格权”或村民决议名义，变相为退休干部等非集体经济成员分配宅基地，政策明确禁止此类行为，堵住权力寻租漏洞。农业农村部2024年调研表明，每流失1亩宅基地平均导致0.6亩耕地被违规占用。当前城市近郊宅基地隐性交易价格已达合法补偿标准的3-8倍，资本通过“民宿改造”“康养庄园”等形式变相圈地，加速土地金融化。禁令从源头冻结非集体成员获取宅基地的通道，配合耕地“八不准”监管体系（如严禁占用黑土地建特色小镇），形成对18亿亩耕地红线的立体防护。
另外，若农村宅基地和小产权房大规模入市，可能增加城市住房供给，打破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格局，对现有商品房价格体系形成冲击。政策通过限制交易，维护土地财政的稳定性。
三、城乡发展平衡与乡村振兴
政策并非完全禁止宅基地利用，而是强调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合法形式盘活闲置农房，同时严守“所有权归集体、资格权归农户”的底线。当前政策强调“稳慎推进”，未来可能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改革，逐步释放土地价值，但需优先保障农民权益与粮食安全。截至2025年，全国已有58个宅基地改革试点地区探索使用权租赁、合作经营等模式，例如：
浙江德清：建立宅基地基准地价体系，允许农户将闲置宅院以20年租期引入文旅产业，农户年均租金收入超3万元；
四川泸县：推行“共享庭院”模式，城市资本通过合规租赁参与农房改造，带动村集体年增收超200万元。
此类实践表明，在保障农民资格权和收益权的前提下，宅基地资源可通过市场化机制激活，避免“一禁了之”对乡村振兴的负面影响。
四、未来政策方向
预计政策将沿三大路径深化：
资格权固化：推进宅基地确权登记，2025年底前完成全国90%以上农房测绘建档；
使用权活化：扩大闲置宅基地入市试点，重点发展康养、仓储等合规业态；
监管智能化：运用卫星遥感、区块链技术建立宅基地交易动态监测平台。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乾嘉笔记叙录与整理研究”（项目编号：19YJA751039）阶段性成果】
责编/韩拓 美编/孙儒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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