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明确“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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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额彩礼到底多么让人“痛恨”？
有网友指出：这就是“变相买卖婚姻”。
有人觉得高额彩礼不仅是两个家庭的事情，更会诱发社会问题。
也有意见认为，彩礼并非不可取，但如今已经形成了一股“攀比”风气，这才是导致高额彩礼屡禁不止的真正原因。
应该说，无论中央一号文件“发声”，还是去年“胖东来员工结婚不允许要彩礼或付彩礼”引发的广泛讨论，高额彩礼的关注度之高有目共睹，或许已到非治不可的时候了。
彩礼是如何“变味”的？
“高额”彩礼日益成为不体面的贬义词，但最初“纳吉”中的彩礼，本是个神圣的符号。
据《礼记》记载，始于西周的“六礼”中的第三礼“纳吉”，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婚姻缔结活动：男方以一尺布帛、一对木雁即可定终身，且规定“聘财无多少之限”。这既体现婚姻的仪式感，又显得朴素简洁。
不过，随着后来彩礼制度趋于完善，彩礼的内容档次不断提升，逐渐让“纳吉”异化为利益的筹码。例如，有观点认为宋代时商品经济繁荣，婚姻逐渐沦为“财货交易场”，嫁女成为一种敛财手段，以致朝廷不得不颁布“禁奢令”。
直到新中国成立，自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开始，即明确规定禁止买卖婚姻，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旧时陋习就此破除。
高额彩礼卷土重来，怎么治？
然而，曾经消失的陋习，如今再次异化为“一动（车）不动（房）”、“万紫千红一片绿”（现金）等天价账单。特别在乡村地区，个别家庭甚至出现“因婚返贫”的极端现象。
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的综合治理，可谓深得民心。但笔者认为，根治顽症不能仅限于道德批判和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引导，还应深入剖析高额彩礼卷土重来的原因，从三个维度建立有效的治理体系。
法律制度层面。高额彩礼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个体与家庭将其视为恶意“敛财”的手段。民法典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是，如何定性“索取”，在操作上还要进一步细化。比如，针对恶意索要高额彩礼且悔婚者，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并明确赔偿标准，避免“同案不同判”。
经济发展层面。在某些地区出现“越穷越要彩礼”现象，本质上是将婚姻视为经济风险对冲的工具。遏制高额彩礼，推进乡村振兴是治本之策，只有当家庭不再依赖“嫁女获利”，彩礼才能回归情感本质。
价值取向层面。唐律曾有“聘财不拘重轻”的要求，古人的智慧值得借鉴。婚姻的缔结应当是以情感为前提的重要仪式，而非片面的金钱攀比。引导乡村社会从“高额彩礼、高额随礼”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需要帮助年轻人形成正确的婚姻观：爱情不等于金银，幸福不等于银行卡余额。
从周代布帛、木雁到今天的“一动不动”，跑偏了的高额彩礼，已到非校正不可的时候了。以法律划清底线、用经济消解焦虑，加强文明婚恋观宣传引导，让婚姻仪式回归“纳吉”的美好期许：以诚相聘，以信相守。
毕竟，小两口把日子和和美美过好了，比什么都重要。（安徽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