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这次修订以法律形式明确文物数字化、信息化工作的核心地位，并将“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等实践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这标志着我国文物保护迈上新台阶，从“被动抢救”迈向“主动预防”，从“实体守护”扩展到“数字永生”，为文明基因的存续注入了法治与科技的双重保障。 文物是民族历史的物质载体。加强文物保护，既是对五千年文明的捍卫，也是激活文化遗产当代价值的关键。但在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下，城乡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我国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总量超过60万处，约占不可移动文物总数的80%。但文物保护却往往因法律威慑力不足、基层监管力量薄弱、专业人才欠缺而陷入“无人管、无力管”的困境。此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修订直击痛点，将“保护第一”原则嵌入法律框架，通过分级保护、流程前置和科技赋能的程序，构建起全链条保护体系。 保护前置，筑牢安全防线。此次修订新增的地上文物“先调查、后建设”和地下文物“先考古、后出让”条文，把保护关口前移，将文物评估纳入用地审批的流程之中，改变了以往“建设倒逼考古”的被动局面，从源头处避免了文物损坏，也很好地化解了开发与保护的零和博弈。 分级管理，填补保护真空。针对未定级文物监管盲区，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明确要求建立档案、设置保护标志，并将日常巡查纳入基层治理体系，从细微之举入手，用一次次的实践将法律固化，形成“毛细血管”式的保护网络。同时，新增的“地下文物埋藏区”和“水下文物保护区”制度，进一步明确了文物保护的范围和责任。通过划定保护区，促使建设单位增强文物保护意识，加强对这些区域的监管和保护，进而有效地防止文物被盗掘和破坏。 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首次明确提出：要加强文物的数字化与信息化建设，这一举措为文物保护注入了现代科技的力量。通过数字化手段，可以对文物进行全方位的记录和展示，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欣赏文物的魅力。通过建立文物数据库，可以对文物的信息进行集中管理和共享，方便文物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研究。 总结实践经验，与时俱进，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也证明了我国正探索出一条法治化、科技化、全民化的文物保护新路。未来，随着配套细则的完善、刚性制度的执行与社会共识的凝聚，相信文物保护工作必将迎来全新的发展。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乾嘉笔记叙录与整理研究”（项目编号：19YJA751039）阶段性成果】

责编/韩拓 美编/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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