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广东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李运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据界面新闻记者统计，上世纪90年代金融副省长就开始出现，截至目前一共产生了45位金融副省长，其中四分之三（34位）在2016年以后产生。
金融分权与集权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事权高度集中在中央。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从放权让利开始，金融体系改革也遵循了这一思路：人民银行以及开始独立或恢复重建的四大国有银行均采取总行和地方政府双重领导的模式，业务上主要以总行领导为主，党务工作则以地方领导为主。
在相对强势的地方政府面前，人民银行、国有大行的省级分行不得不配合地方政府的金融诉求，积极向总行争取信贷指标，某种程度上演变成省级政府的组成部门。
省级政府部门一把手级别为正厅级，他们中的一些会进一步升任副省长等副省级干部。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也出现过国有大行省级分行行长升任所在省份副省长的案例。
一年后，国家开发银行组建，刘明康和姚中民双双出任国开行副行长。当时的国开行为正部级，担任副行长的他们仍为副省部级干部。若干年后，刘明康升任原银监会主席，而姚中民则在国开行任上踯躅，2016年退休三年后黯然落马。
刘明康和姚中民是最早的金融副省长，具有与众不多的特点：唯二由金融副省长调任国有大行副行长的金融干部，唯二由国有大行省分行行长调任副省长的金融干部。
此后再无此类案例。究其原因，金融分权在初期推动了经济发展，但金融分权下的信贷膨胀引发了1994年的高通胀，对宏观调控形成干扰。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金融资源配置权力被全面上收。
一是推动国有大行公司化、股份化改造，强化总行对分行的业务管理；二是推动人民银行设立跨省的大区分行；三是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对中央金融系统党的工作实行垂直领导，彻底独立于地方政府和党委；四是陆续设置专门的监管机构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履行对金融机构监管职责。
不过，中央也向地方让渡了一部分金融管理权限。一方面，将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如城商行、农信系统等）的党务工作交由地方管理。一些省级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为正厅级单位，但省级法人金融机构的体量有限，它们的掌舵者也很难直接升任副省长。
此后，省级金融办由省政府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省政府直属机构，加挂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牌子，负责对7+4类金融机构的监管，其行政级别为正厅级。和省级财政厅厅长、省级发改委主任升任副省长等一样，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升任副省长具备了可能。
2022年11月，浙江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张雁云出任浙江省副省长，开创了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升任金融副省长的先河。2023年上海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解冬、江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韦秀长也被拔擢为金融副省长，分别出任上海市副市长、西藏自治区副主席。这些调任显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重要性在上升。
从“金改”到“化险”
前述几人在出任金融副省长之前均担任省级政府相关部门一把手或地级市主要负责人，出任金融副省长可视为在地方政府层面选拔干部，而更多的金融副省长则来自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交流。
根据党政干部选拔、交流的相关规定，省部级干部可以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交流任职。例如，
这时期的金融副省长只是零星出现，但自2016年开始，每年均有中央金融部门官员调任地方，金融副省长呈现密集增加态势，截至目前共有31个案例。
一是金融副省长渐成制度化安排。虽然金融副省长不断调入调出，但配备金融副省长的省份占比一直保持在半数以上，这意味着在大多数省份的领导班子中始终有金融专业的干部。
早在本世纪初人民银行就编写了《领导干部金融知识读本》一书，成为普及金融知识的重要教材。现在通过金融副省长的常态化安排，省级领导班子知识、专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据界面新闻记者统计，这31位金融副省长所学专业大多为经济、金融、管理类，和金融工作十分对口。他们中的19位还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不含在职），占比超过六成，具有深厚的经济金融理论功底。毕业后他们在金融系统工作了10余年甚至30余年，对金融实务十分熟悉。
他们中的一部分还有出国学习和工作的经历，这不仅拓宽了他们的国际视野，更使其在跨文化沟通、多元思维和全球化问题解决方面积累了独特优势。
二是国有大行副行长成为金融副省长的最大遴选池。据界面新闻记者统计，在出任副省长之前担任国有大行（包括三家政策性银行）副行长的为21人，占比高达三分之二。这些大行总行副行长几乎都担任过省级分行行长。换言之，省级分行行长是成为大行总行副行长的必经之路。
其次，来自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人数为7人，其中央行系统（含外汇局）、金融监管总局（含原银监会、原银保监会）、证监会分别为3人、1人、3人。此外，还有3人来自其他金融央企（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及中投公司）。
三是更多的金融副省长兼任省委常委。在2016年以前，仅有两位金融副省长出任省委常委，但2016年后明显增多。截至目前，担任过省委常委的金融副省长已达19位，占比超过六成。这使得他们能更好地统筹省内资源化解各类金融风险。
过去几年，地方政府债务及国企债券违约风险可能是金融副省长需要应对的首要风险。2020年10月永煤债券违约让地方政府意识到必须维护好区域信用，因为省内国企债券违约不止影响一城一地，全省国企的再融资都会变得异常困难。
比如天津市2021年6月召开债券市场投资人恳谈会，时任副市长康义出席并作主题宣讲。康义有着丰富的金融业从业经历，他曾在建行工作了20多年，2016年11月出任农行副行长，一年多后调任天津市副市长。
在恳谈会上，康义以详实的数据讲解天津经济发展、债券风险防范等情况。康义表示，天津将健全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考核体系，对公开市场债券违约风险防范化解不力、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人员，一追到底、终生问责。
他的回应切中市场痛点，一定程度上打消了金融机构的顾虑。市场还认为，金融副省长可利用其在中央金融单位工作过的优势和资源应对风险挑战。
回归
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中，过往一般会有9人左右入选，包括4人左右的中央委员（一行三会一把手）及5人左右的候补委员（四大行及国开行董事长）。而随着金融副省长的增多，具有长期金融从业经历的委员明显增加：在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中，这一数字增至18人，其中中央委员2人，候补委员16人。
2023年5月，四川省副省长李云泽调任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1993年毕业后进入建行工作、至建行重庆市分行行长，2016年出任工行总行副行长，2018年9月调任四川省副省长。
金融监管总局于2023年5月挂牌成立，其前身为银保监会及银监会、保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均经历三任主席，其来源包括大行一把手（两位）、证监会主席（一位）、大型险企董事长等。
六大国有商业银行及三大政策性银行在中国金融业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国家金融安全的战略支柱。2023年九大行总资产220万亿，占银行业总资产的53%，占金融业总资产的48%。除此之外，中信集团、光大集团、
这些变化意味着，金融副省长丰富了金融部门、财经部门高级官员的遴选池。相比只在金融系统工作的干部而言，在地方工作过的金融副省长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得到提升，视野更宽，重回金融系统时，可以在深刻了解地方思路的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防控、处置金融风险，把握改革节奏。
当时在国研中心担任研究员的巴曙松如是作出书评：“这使得作者能够从地方管理到国家宏观调控，从贫穷、短缺到富裕、过剩，以及从国内到国际，以一种相对宽阔而且现实的视野，来系统地考察和思索转型期的中国问题，并以务实的精神去解决所面对的现实问题。”
这些变化还与新时期金融工作的新要求有关——金融工作从注重专业性转变为注重政治性、人民性、专业性，要在践行政治性、人民性的基础上提升专业性。
2017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地方历练是金融官员成长的重要环节，这不仅进一步提升了其专业能力，还强化了其政治性和人民性。
正如刘桂平2019年3月在建行业绩发布时所说：“我是27年的金融工作经历，其中25年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最近3年在政府，分管的也是金融。虽然刚加入到建行，但要说我也算金融界的老人。27年的工作经历让我明白，应该坚持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
责任编辑：李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