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车主林女士反映称，过年前她在加油站排队洗车时，遇到一辆车门印着“省级机关公务用车”的轿车强行配合另一辆车加塞，下车理论时，对方继续开车，致林女士滑倒摔伤。后经相关部门核查，涉事车辆实际为私家车，系车主擅自在网上购买了“公务用车”车贴粘贴，相关部门已对车主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责令其恢复原状。 本想拿伪造的车贴唬人，结果被揭穿，引发社会强烈不满——这种荒诞情节，不仅反映出少数人的特权心理，更暴露了公车标识滥用背后的多重漏洞。 事件中，涉事车主的行为看似是“狐假虎威”的小聪明，实则触动了社会治理的敏感神经。公车标识的核心价值在于透明与监督，其设计初衷是规范公车使用、方便群众举报违规行为。但当这类标识沦为电商平台的普通商品，任何人都能随意购买甚至定制“监督电话”时，制度设计的严肃性便被消解殆尽。 更令人担忧的是，此类行为可能成为违法犯罪的“保护色”。试想，若有人伪造公车标识逃避交通检查，甚至冒充公职人员实施诈骗，公众如何分辨？政府公信力又将遭受何种冲击？ 问题的根源，在于监管“失守”。电商平台上，“公务用车”车贴明目张胆地标价5元，销量动辄数千件，商家甚至承诺“无需证明即可定制”。这种近乎零门槛的流通模式，显然与《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中“统一标识、严禁私用”的要求背道而驰。 但现实中，平台对此类商品的放任，监管部门对网络乱象的滞后反应，让违法成本低至可以忽略不计。涉事车主仅仅是被“批评教育”的处罚结果，更暴露了执法层面的乏力。如果违法行为的代价仅仅是撕下车贴、口头警告，怎能遏制效仿者的侥幸心理？ 更深层的问题，则在于公众对“特权符号”的矛盾心态。一些人之所以热衷伪造公车标识，本质是对“特权优先”潜规则的迎合。加油站加塞事件中，涉事车主利用伪造标识强行插队，正是试图借助“公务车”的权威压制他人。这种心理的背后，是社会长期存在的“权大于法”认知偏差。 破解这一困局，需要一场从技术到制度、从监管到观念的综合治理。 技术层面，不妨借鉴防伪标识的经验，将公务用车标识升级为具备二维码或数字水印的“电子身份证”，公众扫码即可验证真伪；而在监管层面，电商平台须建立关键词过滤机制，网信、市场监管部门则需定期开展联合执法，对违规商家重拳出击。 总之，遏制这股歪风，既需要“露头就打”的执法刚性，也需要构建防伪溯源的技术防线，更离不开社会对“特权思维”的集体摒弃。最关键的，是要让每个人都明白：无论是公务车还是私家车，都应遵守交通规则和社会公德，不得利用虚假标识谋取私利或逃避监督。 撰稿/陈广江（媒体人）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乾嘉笔记叙录与整理研究”（项目编号：19YJA751039）阶段性成果】

责编/韩拓 美编/徐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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